历史书上的汉武帝是什么样的人

历史书上的汉武帝是什么样的人

汉武帝，名刘彻。是西汉的第五位皇帝，是具有雄才大略的一代雄主。他生于公元前156年，死于公元前87年，活了70岁。他的父亲是景帝刘启，祖父是文帝刘恒，曾祖父是高祖刘邦。他4岁立为胶东王，7岁立为太子。公元前141年景帝病逝，16岁的刘彻登基，是为武帝。他是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在位，计54年。 景帝对太子刘彻的教育，有他特殊的想法。为了把太子刘彻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皇帝，给他特意选配了一位儒学大师卫绾。本来汉初至今，在道家黄老思想的影响下，几代君主都无一例外地提倡黄帝、老子之学，主张清静无为，因循守成。但是，景帝面对纷乱的国内外现状，隐隐感到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已不能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他很有远见地开始寄希望于儒家学说。为此，他决定把对儒家学说有着深湛修养的、为人行为端正的卫绾，选作太子刘彻的老师。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刘彻是个好学上进的皇太子。他的兴趣十分广泛。他学黄老，习儒术，调丝竹，作辞赋和舞刀剑。他胸襟开阔，广结良友。他作为皇太子，平时学习父皇如何理政，也注意观察大臣的举止言行。为将来顺利接班，他作着全面的准备。公元前141年，他16岁，景帝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冠礼。加冠典礼的举行，说明皇太子可以有资格有能力独立掌权了。不料，在冠礼之后，景帝突患重病死去。当日，皇太子刘彻即位，君临天下，是为武帝。 16岁的少年天子，雄心勃勃，欲为国效力，一展才华。武帝胸中有数。他深知，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选贤任能。他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举贤。消息传遍全国，国内学子振奋。或举荐，或自荐，各地贤良之士，纷纷汇聚京师。武帝十分重视，亲自出题，亲自阅卷，亲自面试。他从中选拔了大批人才。而尤须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是，他从中选拔了一位拔尖的儒学大师董仲舒。 董仲舒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据说，为了刻苦攻读，他三年不出门，以致不知春夏秋冬。武帝早已微知其名，此次亲阅其试卷，被其惊人的论点、严谨的逻辑和优美的语言所慑服。在其试卷上批了“贤良之首”四个大字，并命速传董仲舒进宫当面策问，即天子面试。 策问的当天，武帝就天道、人世、治乱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三次策问，董仲舒一一从容作答，史称“天人三策”。“天人三策”主要是说，君主受命于天，就要奉行天道。天道，就是使国家走向大治的途径。而儒家的仁义礼乐，是推行天道的具体方法。国家的治乱关键在于国君。国君首要的是用人。用人得当，方法正确，国家就会大治。反之，国家就会大乱。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武帝被他的君权神授、天下一统的宏大理论所振奋。他要以儒家学说治国了。后来，经他的老师丞相卫绾的建议，武帝批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汉朝推行新政的指导思想。 人是推行新政的根本。为了选拔通晓儒经的学士，武帝想了很多办法。有察举选拔，天子征召，上书自荐和设立太学等。武帝选人用才，不拘门第，不论辈分。这就使许多有才之士，得到了重用。这对推行武帝的新政起到了关键作用。 武帝下令修增汉律，对各级官吏严加管理。有功则赏，有过则罚。 武帝推行了“推恩令”，以削弱各诸侯国的势力。汗高祖刘邦，实行的是周代的分封制和秦朝的郡县制相结合的制度。除15郡外，又设立了9个诸侯国。封国的诸侯王，权势很大。他们在本国有人事权、财政权，甚至有部分的军事权。他们逐渐闹起独立来。景帝时，吴楚七国终于叛乱。叛乱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诸侯国强大的势力终究是块心病。武帝想解决这个难题。 大臣主父偃建议实行“推恩令”。其主要内容是，在诸侯国内，诸侯王虽有几十个王子，原来只有嫡长子可以继承王位。现下令，推恩各诸侯王，可以在其国内用自己的领土，分封王侯。这样，大诸侯国就自然分解为几十个小国了。表面上恩及他们，实则是削弱了他们的势力。这个政策的实行，大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武帝采纳大臣桑弘羊的建议，决定统一货币。下令取消郡国铸币权，郡国原有旧钱一律收回销毁。铸币权归中央所有，统一发行五铢钱。这一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汉朝经济的发展。 武帝重用大将军卫青、霍去病，三次反击匈奴的侵扰，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强盛近百年的塞北匈奴，从此逐渐衰落。汉朝北部边境10余年没有发生战争。 武帝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由张骞开辟的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翻过帕米尔高原，通向中亚和西亚，西达地中海东岸的贯通亚欧的大通道，绵延1000余公里，后人称为“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的开辟，对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意义重大。 武帝于公元前87年病逝。 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中的第二帝国。这个帝国创生于农民起义。其创业君主刘邦是一个出身草莽行迹近乎无赖与游侠(黑社会领袖)之间的边缘人物。由于一种政治和阶级的包容性，他的集团具有较为宽泛的社会基础，乘动乱纷争之际，终于取得全国政权。但这个新皇朝几乎不具有法理和意识形态的任何正统性。因此这个帝国在开创之初就陷入了极端不稳定之中。自高帝、吕后至文景的五十年间，内部变乱不断。外部则匈奴交侵，社会深隐危机之中。直到汉武帝的降生，这位班固称之为“雄才大略”的人物，才为这个皇朝开辟了崭新的局面。 汉武帝塑造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划制度，招揽人才，改革内政，建立币制与财政，决战匈奴，拓展外交，不仅重新奠定了汉帝国的制度基础，而且其宏谋远虑为此后直到清皇朝两千年间的中国君主法宪制度提供了一整套相当稳定而成熟的模型和范式。 然而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意识的偏见。 班固的《汉书·武帝纪赞》试图纠《史记》之弊，其论汉武曰： “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然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 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班固对汉武帝的雄材伟略基本给以肯定。但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则指出其仍有偏颇：“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仰思帝之雄才大略，正在武功”。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论汉武帝，则纯从理学道德史观的角度出发，谓： “孝武帝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资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爱忠直之言却恶人欺蔽。好贵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 清吴裕垂《历朝史案》，则指出： “宋人竭中国之财力，纳币赂寇，偷安旦夕；致使生民左袒，肝脑涂地。退而渡江航海，竟以议和误国。则武帝所为，又岂宋人所能议乎?” 这个问题问得不错。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创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的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制订设计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封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 “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道，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 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 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了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而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 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元光三年，董仲舒上策论三篇，史称天人三策。武帝召问之曰：“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共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则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欲谷登……德泽洋溢，施平方外，延及群生?” 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本体性战略性的大问题，表明此人视野之广阔。他要求作为哲学家的董仲舒不要就事论事地回答，而要讲出“大道之要、至论之旷。这说明他对如何治理国家考虑得很远很深。他所探索思考的不是一时应变之权，而是系统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他晚年曾对卫青说： “汉家诸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事他认为他所从事的“内兴功利，外事四夷”政策，都是出于创立制度、为后世留下样板和国家安全的考虑。他承认自己的政策会扰民(劳民)；他并不希望他的后代效法他的扰民政治，他告诚后代必须警惕而避免重蹈秦朝速亡的覆辙。 翦伯赞描述汉武帝云 “说到汉武帝，会令人想到他是生长得怎样一副严肃的面孔？实际上，汉武帝是一位较活泼、较天真、重感情的人物。他除了喜欢穷兵黜武以外，还喜欢游历，喜欢音乐，喜欢文学，喜欢神仙。 汉武帝，是军队最英明的统帅，又是海上最经常的游客，皇家乐队最初的创立人，文学家最亲切的朋友，方士们最忠实的信使，特别是他的李夫人最好的丈夫。他决不是除了好战以外，一无所知的一个莽汉。”* 我认为，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前古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使政治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艺术。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奴尔哈亦、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 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他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成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他的诞生据说伴随着母亲梦见红日人怀，他的曾祖父刘邦托梦为他命名为“彘”(野猪)——而他的父亲则解释此字谐音于“智”，为他改名为“彻”，透彻，并赐号日“通”；而他也的确是一位智圆行方、通彻无比的传奇男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真正的太阳之皇、圣武大帝。 他的政策在他的时代导致了巨大的变革，因而也引起巨大的冲突，巨大的争论，使他成为一位备受争议以至误解的人物。而他生平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就是他不幸地阉割了中国历史上一位最天才也最伟大的历史学家，而这个人原来是最能理解他同时崇爱他的。结果此人由于恨用笔来惩罚他；使他身处的这一伟大时代和他的生平成为历史上最有争议的时代。而他汉武帝则从此成为最被误解的一位谜一般的君王。